1. 警訊：以為只是染疫後的餘波
疫情過後，世界的運轉正一步步回歸常軌，但我的人生腳步卻突然亂了套。那陣子，父親因為心臟問題意外離世，處理完身後事，悲傷還沒散去，身體卻開始發出抗議。
起初只是胸悶、容易喘，走幾步路就覺得氧氣不足。我天真地以為這只是染疫後的長新冠後遺症（Long COVID），或是過度勞累。但父親的離去像是一記警鐘，讓我心生懷疑：「我身上流著的，是否也是同樣脆弱的血液？」
帶著這份疑慮，我走進了醫院。這一檢查，就是長達一年的吃藥與追蹤。然而，藥物並沒有讓身體乖乖聽話，不適感依然如影隨形。最終，在做完運動心電圖後，醫生收起了保守治療的選項，決定進行侵入式的心導管檢查。
2. 宣判：比預期更艱難的抉擇
推入導管室前，我躺在病床上望著天花板，心裡其實早已做好了心理建設：「頂多就是血管塞住了，放個支架通一通就好吧？」身邊不少朋友都有類似經驗，這在現代醫學似乎只是個小維修。
然而，檢查結果卻狠狠地打破了我的樂觀。醫生面色凝重地告訴我，阻塞狀況比預期嚴重得多，甚至有一個極度危險的關鍵位置也塞住了。「放支架風險太大，手術治療會比較好。」醫生這句話，直接將我從心臟內科轉到了外科。
那一刻，內心的忐忑不安瞬間轉為沈重。外科醫生隨即來到病房，宣判了我的治療方案——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(CABG)。
因為情況危急，醫生希望能盡快動刀。但看著日曆，再過幾天就是農曆新年了。最終我們達成協議：讓我有個緩衝，過年後醫院開工的第一天，就是我上手術台的日子。
3. 反差：喧鬧的新年，安靜的行囊
那個過年，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個假期。
窗外是此起彼落的鞭炮聲，親戚朋友來家裡拜年的笑聲充滿了客廳，大家還沈浸在迎新春的歡樂氣氛中。而我與妻子卻在房間裡默默整理行李。那種「眾人皆樂，我獨醒」的孤獨感，在那一刻顯得格外的強烈。
年假尚未結束，我跟老婆提著行李搭車前往長庚辦理住院，準備迎接開工後的第一檯刀。報到手續完成後，護理師特別叮嚀：「絕對不能離開這個樓層。」這句話彷彿在告訴我，從現在起，我的身體已經不完全屬於我自己了。
第二天是一連串密集的術前檢查，簽署了一疊又一疊的同意書。等待手術的空檔，我能做的只有拿著手機瘋狂搜尋病情資料，試圖從數據中找尋一點安全感。但說實話，面對未知的生死關頭，說不緊張，那是騙人的。
4. 關機：空白的 12 小時
第三天清晨，護理師準時出現：「許先生，時間到了。」
躺在推床上，我看著天花板的日光燈一盞一盞地向後飛逝。推到手術房門口時，眼前是一排排等待的病床，像極了等待修復的機器。經過嚴格的身分確認，大門開啟，一陣冷冽的空氣襲來，我進到了手術室。
麻醉醫師最後一次確認身分，面罩罩下，幾秒鐘後，我的意識斷片，世界陷入一片黑暗。
之後發生的事，我全然不知。但我知道，這場手術足足花了 12 個小時。
後來回想，這 12 小時對我來說只是一覺，但對於在手術房外等待的妻子與家人，那絕對是這輩子最漫長、最煎熬的等待。
中間我似乎短暫醒來過一次，強烈的劇痛像電流般竄遍全身，但隨即又被藥物拉回了夢鄉。當我再次真正睜開眼時，已經身處加護病房 (ICU)。
意識恢復了，身體卻動彈不得。身上插滿了各式各樣的管子，喉嚨也被呼吸器佔據，想說話卻發不出聲音，只能聽著維生儀器規律的「嗶—嗶—」聲。護理師短暫讓家人進來看我一眼，確認我還活著，便又讓我沈沈睡去。
5. 重啟：像嬰兒般重新學習呼吸
在加護病房熬了三天，我終於轉回普通病房。這時的任務只剩下兩件事：復健，以及等待傷口癒合。
身上的管子隨著時間一條條移除，但最大的挑戰才剛開始。因為手術鋸開了胸骨，肺部功能受到很大影響。護理師給我一個「三球呼吸訓練器」，看起來就像小孩的玩具，但在那當下，要將那三顆小球吹起來，竟然比寫幾千行程式碼還要困難。
我必須像個嬰兒一樣，重新學習怎麼深呼吸。每一次吸氣，胸口的拉扯感都在提醒我經歷了什麼。
大約五天後，管子全數拔除，傷口癒合狀況良好，醫生終於批准出院。走出醫院大門的那一刻，陽光灑在臉上，我才真正感覺到：我回來了。
6. 後記：與身體的長期抗戰
距離那場手術，至今也快滿兩年了。
現在的我，日子過得很規律：吃藥、復健、運動，嚴格控制飲食。抽了三十多年的菸也戒了。目前的身體數值都已回穩，唯獨「膽固醇」依然居高不下。這也是當初造成血管阻塞的主因——來自家族遺傳的基因。
這就像是系統裡的 Legacy Code（遺留代碼），無法輕易刪除，只能靠著藥物與意志力，與它和平共處。這場病讓我明白，人生沒有永遠的健康，只有不斷的維護與修正。
